在二十一世纪，一个普通人一接收的信息，就相当于这个时代老百姓一年接收的信息还要多。

    应府，宁波这样的窗口城市还好一点，在许多乡村，老百姓们日出而劳，日落而休的生活。日复一日，年复一年。

    他们的活动范围就局限在一个县里面，没有官府的文书，想要出门都出不去。

    这还是男人，如果是女人们，她们从出生到死亡，很少会出方圆五十里。

    正是这种落后的生态环境，养育了一代又一代普通的老百姓，组成了华夏这个古老的国家。

    他们单纯，他们勤劳，他们朴实，甚至卑微到怯懦。

    即便是这个时代的统治阶层，生活也丰富不到哪里去，接收到的信息，也都是在整个单纯的生态环境中。

    所以这个时代，一篇好的文章就能让人名垂千古，一首好诗就能源远流长。

    朱瞻基的这一篇《少年中国》在随后的几，以一种超越这个时代的速度流传了出去。

    朝廷的邸报一字不改地在头版头条刊登了这篇文章，迅速地一级一级传下去。

    与此同时，邸报上面也刊登了朱瞻基的其他讲话。

    除了朱瞻基的讲话，从吏部尚书蹇义，户部尚书夏元吉，礼部尚书吕震等人都针对朱瞻基的演讲进行了点评。

    这种点评当然不是批判性的，任何时候，统治者的讲话，只会被推崇。

    但是，他们的点评，也就代表了他们的态度。

    蹇义的点评还比较保守，他只是高度评价了朱瞻基《少年中国》的立意，认为太孙殿下将年轻人的教育放在最重要的位置，是大明之幸。

    但是，对朱瞻基想要进行的教育改革，官员选拔改革，持保守态度。

    这不是他想反对朱瞻基的改革，只是身为百官之首，身为国家选拔官员最重要的吏部，他不能激进。

    如果连他这个吏部尚书都激进了起来，官员选拔这件影响到大明稳定的政策，就容易失控。

    步子太大，容易扯到蛋啊！

    所以他身为吏部尚书，只能稳住局面，牢牢把控住上到皇上，下到百官的衔接平衡。

    而户部尚书夏元吉就激进的多了，除了将《少年中国》大大地夸奖了一番，更认真分析了朱瞻基教育改革和官员选拔改革的积极意义。

    他认为官员的专业化，将会是推动大明发展的重要一步，让那些尸禄素飡的无能官员再无立足之地。

    他是户部尚书，也是朝廷里面最忙碌的堂官，而且户部是务实的部门，遇到那些只会务虚的官员经常误事，他是最反感的。

    相反，礼部尚书吕震这个人虽然是个心胸狭窄的能干之辈，但是他坐的位置就不允许他随意开口。

    他个人赞同改革，但是他却不能直接支持朱瞻基，反而要给改革泼冷水。

    他在点评中表示了对改革的期盼，但是同时希望不要操之过急。

    因为大明的教育系统，官员选拔机制，都事关重大，不能贸然改革，只能循序渐进，看一步走一步。

    如今兵部是黄福在主持，他是铁杆的太孙党，当然是积极回应了朱瞻基的讲话。

    他认为用文臣主持兵部不能变，但是所有的文臣，都应该下放到军队去锻炼几年，了解了下层的运作，然后再到兵部任职才合理。

    而且，他立刻做出决定，将兵部五品以下的官员，轮流分派全国各地的军队去锻炼三年。

    刑部的顾佐将更多的笔墨放在了赞扬朱瞻基的《少年中国》上面来，他不遗余力地鼓吹朱瞻基的这篇文章写的大气磅礴，立意深刻，将会成为指导大明发展的明灯。

    对于官员改革，他只是寥寥几句，认为官员专业化的培训和选拔，能极大的加快官员的工作效率，刑部将会全力支持殿下的改革之想。

    还有工部，他们一直是朱瞻基最亲信的部门，因为朱瞻基的扶持，他们的名分虽然依旧在六部之末，但是他们的规模已经是六部之首。

    如今的朝廷，除了军队和內监，工部已经是第三大部门。

    他们对官员专业化是最支持的，因为一个不懂技术的官员如果到了工部，恐怕没有一点贡献，只会拖累本职工作。

    大理寺，都察院，通政司等部门的主官，也都在邸报上面进行了发言，虽然对教育改革有些疑虑，但是他们都是大力支持官员专业化的。

    像吴中这个建筑专家被任命为刑部尚书，十个月的时间，连一个死刑都没有判。好听点是心善，难听点是糊涂。

    把一个外行人放在一个不合适的位置，对朝廷的影响，比一个贪官还要严重。

    任何人都能看出官员专业化的好处，但是以前为什么没有人做？一个是成本问题，还有一个就是百官学的都只有儒学。

    学的都是一样的知识，然后当官就是根据以前的经验来照章办事，所以根本不在乎这个官员懂不懂。

    因为真正的事情都不是官员在做，而是吏在做。

    大明的官员没有专业化，但是吏都是父子相传，专业的不能再专业了。

    朱瞻基想要官员专业化，就必须进行教育改革。而教育是百年大计，即便从现在开始，二十年内能普及，推广开这项政策，难度也很大。

    所以这一批官员都看的很清楚，这件事对他们的影响不会很大，因为到了那个时候，他们恐怕都已经告老还乡了。

    这也是没有官员直接反对的主要原因，要是直接触及他们的权益和利益，哪怕朱瞻基是监国太孙，也会又无数的官员来反对这项政策。

    就在朱瞻基的《少年中国》在大明掀起一阵沸腾的时候，全国数十万学子都被这篇文章激发的豪情百丈。

    然后，整个大明很快就被各地的揭榜给吸引了注意力。

    从洪武年间到永乐年间，因为国泰民安，学子的数量增加了十倍有余。

    洪武元年，全国参加会试的学子只有两千人，这些人几乎每个人都被授官。

    到了永乐二年，参加会试的学子就超过了一万人，而且因为靖难之役的耽搁，那一年的会试人数达到了一万四千九百三十八人，差六十二人就达到了一万五千人。

    随后每年的会试人选屡屡上升，应府的大明贡院，一共修建了两万个号房，供全国的学子考试。

    而且，大明的科考并不仅仅是一科，仔细分来，总计有五十一场分类考试。

    只不过，除了科考，其他学科的考试，考上的大部分只能为吏，不能为官。

    像太医院的医生，户部的会计，刑部的捕头，兵部的武状元，工部的工匠，他们都是通过这种考试晋升为吏的。

    也就是，大明其实不缺少专业人才，只是将儒家的地位抬的太高，压制了其他学科的为官之路。

    明朝第一次会试，录取率几乎是百分之百。

    但是到了永乐年间，录取率就直接跌到了百分之十左右。如今每一届的会试，总人数大约一万六七，选出的三甲进士人数都在一千三百人左右。

    而且，这还是经过了县试，府试，乡试之后淘汰出来的学子。

    按照乡试的录取率大约在百分之五左右，可以算的出来，大明的秀才人数已经达到了三十万人，举人的总人数也超过了两万人。

    八月下旬的揭榜，有人欢喜有人愁。而大多数中举，并且决定参加会试的举人们，一个个就开始收拾行囊，准备到京城备考了。

    明年春的会试，太孙殿下加了海外时务和算学，虽然比例不大，但是这对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学子们来，多学一点东西，也就更有把握一些。

    而所有关于海外时务，还有算学的书，当然是应府最全。

    虽然到了京城的开销会大一些，但是能够与全国的学子一同探讨学问，共同学习，进步也会更大。

    揭榜了之后，从八月初就被隔离的礼部官员们，不管是外帘官，內帘官，还是主考官，都如同打了一场艰难的战役。

    这将近一个月的时间，所有人都被圈禁了起来，除了主考官还稍微有一点自由，能在院子里活动一下，內帘官和外帘官王不见王，跟坐牢没有区别。

    那些批阅考卷的內帘官们，是足足坐了将近一个月的监狱。外帘官们虽然主持了监考，但是他们在监考之后受到的管制反而比內帘官们更严格。

    这个时候，朱瞻基当然也要好好慰问一番，只要没有舞弊行为，该嘉奖的嘉奖，该放假的放假。

    朱瞻基在八月底的时候，也接见了在应府监考的考官，向他们表示了慰问。

    解府这几一直在大肆宴客，因为解家两兄弟，解祯期不负众望，拿下了应府乡试的头名解元。

    解桢亮虽然不如其兄，但是也榜上有名，并且位置靠前。

    已经怀孕三个多月的解祯芳很是为其兄高兴，但是这个时候，她更想念远在万里之外的丈夫。

    解家满门书生，其父是大儒，其母是欧阳修之后，也是有名的才女，其叔是大明第一才子。

    解祯期更是被誉为大明后起之秀，不仅文采斐然，而且风流倜傥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