自从秦始皇统一中国，商人这个阶级一直受到了最严厉的打压，范蠡，吕不韦这样的人，再也没有出现过。

    商人备受歧视，首先是古代封建统治者都是以儒家学说来统治人民的思想，儒家思想讲究与人诚信、坦诚相待。

    而商人做生意难免会出现缺斤少两，更有甚者会为了财富谋害别人的生命，这与儒家学说产生了非常严重的对立。

    “无奸不商”更是揭露出商人的真面目，因此为了宣扬儒家宽厚、仁爱的思想，维护社会风气，必须对奸诈的商人进行打压，时间一长，商人的地位自然就非常低。

    其次是封建社会是农耕文明。在两千多年的封建王朝中，一直是讲究“男耕女织”的社会，社会生产力低下，人民只为吃饱饭并没有太大的需求，自然对贸易需求大大降低。

    因此在古代商品贸易经济并没有高度发展，加上交通不发达，贸易的距离只能小范围的进行，更多的商人只是以“货郎”的身份走街串巷贩卖物品，为了做生意经常居无定所，简直就是流浪人员一般。

    古代人讲究安稳，希望读书将来好中状元，对于货郎这些人自然不会高看一眼。

    真正的大商人，从秦代以后就少之又少，一直到宋代，才逐渐发展起来，但是更多是作为权贵的附庸存在。

    最后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，就是货币的不发达。

    商人贸易最重要就是要有货币的支持，秦汉时期钱币主要是金属的货币，一千贯串在一起都有几十斤重，不仅财务不安全，贸易的规模也不会很大。

    商人一生追求笨重的金钱粪土，清高的读书人自然会嗤之以鼻。而且古代社会是社会，封建统治者最怕别人造反，一旦有人富可敌国，谁都保不准他会干什么事，如果他资助了造反的乱贼，皇帝又要换了别人来做。

    沈万三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。

    士农工商的排序，就明确地说明了商人在地位上的地下。

    在秦朝时，商人即使富得流油，也不可以穿丝绸衣物。唐朝时，商人不能入朝为官，直到明清，商人的地位才有所转变，从富商巨贾仕途无路到富商巨贾仕途有路。

    这不仅仅有社会发展的原因，更因为一直到明清时期，全世界的白银都流入中国，这才支撑起来了商人阶级的货币规模。

    如今还是明朝初期，不管是黄金，还是白银的数量都不多，根本不能满足社会的需求，更不能满足商人的交换。

    连朝廷发俸禄都需要用布匹，丝绸，香料，木料来替代，商人们就是有再多的货物，交换也是一件非常麻烦的事情。

    这个时代的商人们，哪怕家财万贯，但是让他们拿出一万两白银出来，都几乎不可能。

    因为他们的财富都不是金银，而是实物，土地。

    苏州的织造商户能一次性拿出来十万匹丝绸的商户有不少，这些丝绸按照价值来说，能值二三十万两银子，甚至更高。

    但是他们不可能一次性换来这么多的银子，因为市面上的银子数量有限。

    所以他们只能跟监交易，从监的手里换来他们需要的粮食，工具，物资，只有少部分才能换到流通的金银。

    一直到明朝中期以后，东瀛和南洋的金银大量流入华夏，商贸的规模才逐渐扩大。

    到了十六世纪，西班牙在美洲发现了大量的金银，然后这些金银大量地流入华夏，才让商人阶级卸掉了一直套在他们脖子上的桎梏。

    南朝梁人殷芸的《殷芸小说吴蜀人》一文里写了“腰缠十万贯，骑鹤上扬州”。其实这只是一种比喻，人不可能骑鹤，更不可能腰缠十万贯。

    按照南北朝时期的铜钱，一个差不多两三克，一贯就是两三公斤。十万贯就是二三十万公斤，也就是两三百吨，用小船装都要几十艘，用车拉要几百辆车。

    谁有这么牛，能缠在腰上！

    比如说蒲家从唐代到越南，然后又到广州，到泉州，他们家族发展到最大的时候，自有上千条海船，挂靠的海船超过了两千艘，垄断了整个香料贸易。

    但是金银的数量依旧不多，更多的时候是以货易货，商业的规模再大也要受制于整个社会的金银流通。

    泉州的茶叶商人，青瓷商人们一个个富可敌国，让他们拿货出来有，但是他们拥有的金银的数量相对于整个贸易规模，也差距甚多。

    所以这个时代，即便是朱瞻基不用银行来进行调节，只要控制了外来的金银输入，也能用监控制住整个国家的商业。

    但是，这种模式严重制约了商业的发展，所以他才想到了利用银行来控制商业。

    并且利用封爵来提高商人的地位，虽然只是开了一个口子，但是对这些商人的诱惑，却不是一般的大。

    商人们的地位低下，大明立国以后，对沿海的异族人控制甚严，艾哈迈德他们这些人更是备受防范。

    现在他们如同看到了黑暗里的灯塔，若是能够获得授勋，他们每个人都会不吝钱财，跻身大明的上层阶级。

    郑和也没有隐瞒，将获得授勋五人的经历讲了出来。宁波仇和获得授勋是因为与朱瞻基的合作，并且在朱瞻基的影响下，在家乡修路架桥，便利百姓。

    宁波吴进文是因为在去年甬江大水期间放粮赈灾，绍兴韩一郎则是因为过去几十年间舍弃家产，一直在家乡推行共产，共济。

    杭州廖成贤则是一直推行慈善，过去几十年一直捐资修建多座普济堂，惠安堂，育婴堂，济善堂，桑敬堂等利民之所。

    而余姚金知元是金阔的族人，他是受到金知元的影响，在这次监筹备货物的过程中，除了自己借支给监大批货物，更影响了一大批人。

    将这些介绍了一遍，郑和又说道：“殿下虽然对异族有些防范，但这是他将国家的利益看的很重，只要不做有损大明利益的事，殿下对商人阶级并无偏见。他们五人能够获得授勋，主要就是他们为大明安定做出了自己的贡献。

    这也给你们这些人提了醒，商人牟利，更应回馈乡间，促进民间和谐。只要能做到这样，即便你们这些人，同样能受到殿下的信赖。”

    他又望向蒲日和说道：“你祖上牵累了你，但这是罪有应得。最少在你这一代，还要韬光养晦，不要再想着出风头了。”

    蒲日和的脸上有些不甘，但是这个时候他不能跟郑和对着来，他现在的身份只是奴仆，而郑和却是国公。

    要不是众人还顾念着他是同族，曾经受过蒲家的恩惠，他根本连坐在这里的资格都没有。

    蒲家被抄家的时候，他刚出生不到一个月。这几十年，他就一直在屈辱的环境里长大。

    随着时间流逝，蒲家的人都死的差不多了，蒲家最大的秘密，也只有他一个人知道。

    建文朝后，哈卜为他赎身，给他娶妻生子，终于又把香火延续了下来。他慢慢发展自己的势力，只用了一个宝藏的金银，就将蒲家的触角又蔓延了出去，在许多商户的产业里都有股份。

    明面上，他还是一个奴仆，但是暗地里，有哈卜的支持，他的势力已经不比任何一个家族小。

    现在郑和帮他拿到了脱罪的敕书，以后他也能堂堂正正地活着了。

    但是他依旧不甘，他想重现祖上的荣光，而他还掌握了两个蒲家藏匿金银的宝藏，这些是他最大的仪仗。

    现在郑和却说让他继续韬光养晦，哪怕他知道这是大势使然，又怎么能甘心呢？

    围绕着这次下西洋，郑和与众人有商议了许久，一直到夜深，众人才散了。

    不管朱瞻基明天会不会约见他们，他们也必须要做好准备，等待召见。

    郑和将今晚与众人的对话又回忆了一遍，觉得没有什么差错，才放下心来。

    他知道自己这些人的聚会瞒不过朱瞻基，也不想隐瞒。他郑和做人，做事堂堂正正。他也从来不曾有过半点怨恨之心，一心报国，他相信，太孙能明白他的心意。

    今晚他一直引导着谈话，不让人说出半点不满太孙的话，想必，殿下不会因为这件事对他，对这些人有忌讳。

    送了众人离开，郑和跟哈卜还有蒲日和又返回了清净寺。哈卜就住在寺庙里，以前的蒲日和身为他的“奴仆”，当然也是住在庙里。

    走在这略显黑暗的夜里，护卫和随从都跟他们隔了几步远，蒲日和这才压低了声音，向郑和问道：“国公爷，此事可还有转圜之处？”

    郑和不解地问道：“蒲家主，我不明白，你为什么非要跟我们一起前往天方？现在你已经脱了罪籍，若是有心西返，回到天方落地生根，你也可以以后找个机会回去。”

    蒲日和摇了摇头说道：“此去天方，有万里之遥，风急浪险，海盗众多，若没有舰队护航，鄙人没有信心返回天方。何况西域穷苦，哪里能比得上大明富足？我若是想要重现祖上荣光，又怎么舍得离开这里呢？”

    郑和问道：“可是你蒲家在天方有藏金？”

    蒲日和知道他一心想要返回天方会引发这方面的猜测。

    蒲家三处藏金，一处在泉州，他已经挖了出来，作为笼络众人的筹码。一处在天方，是作为蒲家最后的底码。

    还有最大的一处在南洋某个无人荒岛，这里是最